第三届嘉德国际艺术图书展打造一场艺术类图书的“雅集”

内容摘要：　由单纯的群防群治色彩，转型为以法治理念、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化解矛盾、促进和谐的经验，实现历史性飞跃和创新。

由单纯的群防群治色彩，转型为以法治理念、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化解矛盾、促进和谐的经验，实现历史性飞跃和创新。

比如1912年谈论妇女权利时用女子人权。据王人博的考证，认为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，他们对‘民权概念的使用，视使用人、使用时机与场合、使用目的的不同，民权的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1916年第2卷第9期，发表一篇《宪法上规定人权之立法例》，[lxxxii]此文发表于袁世凯死后的9月15日。凡事过当，流弊便不可胜言。[x]这是外国人把与人权相关的词翻译成汉语的开端。[lv] 参见曲相菲：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权语词在中国的使用》，载《法学家》2008年第4期，第20页。但从开始写到刊行，漫长的8年中，什么时候算是准确把握了人权概念，则只能看最后出版的时间。

其二，从权利性质本原来看，人权是自然权利。二是人权的主体，从各人角度来理解人权，强调人权主体在本质上是具体的人（自然人），而不是抽象的民，所以才会有后来所谓人格之人，再从中发现人的尊严，这体现此概念所关切的个体性。这是所说的弃本崇末，显然是指偏离了本末相兼的要求，它既背离了内圣外王之道，当然也是对圣治的背离。

我苟无心，亦何为不应世哉。这句话的关键是顺乎民望，民望就是民众的希望。故无行而不与百姓共者，亦无往而不为天下之君矣。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厚，日月之明，云行雨施而已。

像尧那样的圣人，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。《在宥》篇中有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，莫若无为。

把郭象与中国古代思想家（譬如庄子）进行比较就不用说。这句话集中描述了圣治的精神要素，如：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，圣人要以无心的精神状态来实施圣治。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，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，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。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思想信息，其中的一个要点是百姓百品。

像尧舜那样的人，皆无为之至也。故存而不论，以贻好事者矣。这里所说的任之而不为，就是不干预天下之人，或者说，就是放任天下之人，就是以不干预的方式，让天下人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。譬如，针对《人间世》篇中的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，不乱则散。

且看《天地》篇中的技兼于事一语，郭象的注文是：夫本末之相兼，犹手臂之相包。在此需要注意的是，作为圣人治国原则、治国方式的自由，绝不是圣人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恣意妄为，从法理上看，那不仅不是自由，反而是站在了自由的对立面。

尽管被强制者在任何时候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竭尽努力，但是在强制的境况下，他的行动所必须符合的唯一的综合设计却出于另一个人的心智，而非他自己的意志。一、圣治：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 要在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下把握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，有必要参照当代中国的法理学。

自然者，不为而自然也。诸如此类的比较研究无不表明，郭象的思想与巴门尼德、康德、维特根斯坦、海德格尔的思想，都有相通之处，都可以在相互比较中达到相互映照、相互凸显的效果。人与人之间，无所谓大与小，无所谓高与低，无所谓远与近。因而，在相当程度上，郭象可以代表魏晋玄学的最终形态或完成形成，亦即魏晋玄学的终结形态。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，郭象法理学的时空方位，就可以得到一种立体化的阐释。一方面，从郭象的法理构想来看，他立足于自由与民本两种取向或两大原则，阐明了圣治的基本框架，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与文明秩序的建构，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理方案。

在《经济学手稿（1857-1858年）》中，马克思认为，人类社会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呈现出三种形态。玄学中人于儒学不但未尝废弃，而且多有著作。

寻其本，皆在不为中来。显然，郭象不能认同或者所代表的观点。

惑者求正，正之者莫若先极其差而因其所谓。那么，为什么是圣治？圣治的构成要素是什么？为什么可以把圣治作为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？对于这样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，可以从多个方面予以分述。

朱熹解释说：随其心之所欲，而自不过于法度，安而行之，不勉而中也。然而，恰恰是这种无心的精神状态，为圣人赋予了一种神奇的国家治理能力：他能够体玄合变会通万物陶铸天下。从法理上说，郭象讲形上学为政治的根本，其实也是在讲：形上学为法理的根本。这就是说，圣治命题中的圣人，一方面具有规范的意义：圣人率先垂范，他为天下人的行为做出表率，只要天下人效仿圣人，就可以形成理想的文明秩序。

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。因而，无待写照了圣人的自由，也说明了圣人的本质。

先看《列御寇》篇中的圣人安其所安，不安其所不安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夫圣人无安无不安，顺百姓之心也。以一身制天下，则功莫就而任不胜也。

守斯道者，无为之至也。譬如，针对《应帝王》篇中的明王之治：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贷万物而民弗恃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天下若无明王，则莫能自得。

夫心无为，则随感而应，应随其时，言唯谨尔。相反，圣人要尽可能尊重每个人的个性、禀性，保障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、禀性，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。在郭象的圣治命题中，圣人既是实现国家治理、天下治理的依据，同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、天下治理的主体。在圣治的过程中，圣人不能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他人，圣人要让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成就自己、发展自由、完善自己。

然庄生虽未体之，言则至矣。由此可见，致力于经国体致之学，才是郭象的理想与追求。

三国、晋初，教育在于家庭，而家庭之礼教未堕。而治实由尧，故有子治之言。

从根本上说，圣人是君主的应然状态，君主是圣人的实然状态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篇中有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。